在保山历史名人堂的英杰厅内，集中展示了20位从唐代至现代为抗击大敌、保国卫民、维护国家统一而出生入死、英勇作战的将士和民间英雄，其中有一位被冠以“爱国廉政命官”的清代官员刘树堂。

刘树堂(公元1830—1903)，字景韩，云南保山人，曾系李鸿章幕僚，清末封疆大吏。历任河南布政使、河南巡抚、浙江巡抚等职。

民生为本 拒利互民

因科场不利，弱冠之后的刘树堂游学各地。目睹战乱后，他毅然弃笔从戎，投身曾国藩幕下，不久就因功被保荐为候补官员。正如他在诗中写道：“就征参帷幄，刁斗靖京畿。”“云我久从征，三岁志不移。”

同治八年(公元1869)，曾国藩在写给李鸿裔的书札中写道“刘树堂在候补各员中独觉书味盎然……将来或可陶成令器。”曾国藩以善于识人著称，但他评论下属一向惜墨如金，而对于刘树堂，却觉得他“书味盎然”，且老成练达，表现出有意栽培之心。

光绪五年(公元1879)，刘树堂首署直隶清河道，当年夏天，洪水泛滥，燕南一带几成泽国。由于筹赈议堵成效甚微，他深感自己“愧无裨补”，面对灾民的惨景，他深深自责，有诗作：“更有哀鸿何处宿，横塘花里一灯明。”体现了为政者关心民生的情怀。

光绪九年(公元1883)3月，刘树堂署理直隶天津道，妻子孔祥淑随夫同行。此年秋，洪水泛滥，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省大水汇聚天津，而天津又无堤可防。孔祥淑“出蓄以给”，购料护堤。这年冬天，饥民遍地，天津粥厂人满为患。有人劝刘树堂“远而止之，择而收之”，但孔祥淑却向刘树堂建议“增场便果”，救活了无数贫苦的百姓。同年9月，刘树堂结束署任，这时朝廷所拨付的赈灾款剩余尚巨。按照晚清惯例，刘树堂可以将这笔巨款视为自己的报酬，但夫妇二人执意将所有余款留给后任，用于救助孤儿寡母。

光绪十年(公元1884)，刘树堂再署直隶清河道，这次任上，他千方百计筹集资金，兴修水利，政声颇著。

国权至上 铁骨铮铮

光绪二十二年(公元1896年)，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，借口“共同防御”日本，诱迫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与俄国签订《御敌互相援助条约》，一般称为《中俄密约》。刘树堂不顾自己与李鸿章的师徒情分，毅然上疏朝廷历陈弊端，称“引包藏祸心之俄为可共患难之助”将“永为我中国大患，断不可许!”虽未挽回逆局，但其首倡抗俄立场，震动朝野，足见其爱国之心。

光绪二十五年(公元1899)，刘树堂任浙江巡抚。在继沙俄、德、英、法租借中国各地后，意大利也企图租借浙江三门湾。他们一边好言劝诱，一边派出炮舰在东海游荡，以兵威吓，企图迫使朝廷就范。刘树堂看透了对方的野心，从容应对，上奏朝廷：“臣以大势计之，窃以为意大利不足虑也。”他以意军“五不足惧”说服朝廷，采取积极抵抗的措施，千万不可退让求和，贻误国家。他的这一奏疏得到清朝皇帝的认可，皇帝批文支持他积极设法，“责无旁贷”“朝廷不为遥制”。于是刘树堂命统带余宏亮戒备，扼险固守以示敌，自己也“亲出巡阅海防”。侵略者被刘树堂的军事布防所折服，不敢轻举妄动，中国的东南国门终得无恙。

光绪二十六年(公元1900)，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，朝廷统治岌岌可危。民间反侵略的矛头指向教会，冲突引发多起“教案”。英国传教士要求刘树堂派兵镇压涉宁波教案的中国人，刘树堂严词拒绝，因此被诬称“纵匪殃民”，朝廷将他革职。刘树堂宁可丢官也不镇压同胞，以仕途代价守士民尊严。（刘义马 高海玲）